三江走后,五河的心里翻腾好半天,他决定去找美子,看看她对赵大牛的批评是个什么想法。他到四奶奶家里的时候,四奶奶正给美子用一条白布缠小腿。
“啊,美予你挂花啦?”
“没有,石头碰了一下子。”
五河不信美子的话,但是他也不去深究。”美子,你为蟠龙山的人们流了血。那么我问你,今天的这仗是打对啦,还是打错啦?你的血是流对啦,还是流错啦?”
美子有点儿好笑起来。“谁说打错啦?”
“赵大牛!”五河斩金截铁地说道:“他还要处分我呢!三十多人,打退了一百多敌人,消灭了十四个,缴了八支枪,你说,这怎么算错呢?复仇团从成立那天起,不是就向一千多个死鬼们宣过誓,要消灭敌人吗?”
美子刚要继续发话,四奶奶就接过去了:“五河,你怎么又上来这个牛脾气?赵大牛是程营长精心巴意挑出来,帮助复仇团打仗的,他即便说错了,也是为了复仇团,不是为了他自己。你顶撞他,把程营长摆到哪儿?过几天程营长回来问起这码事,你怎么跟他交代?”
五河真正地笑了。心平气和地说道:“四奶奶,我听你的话,晚上开会我检讨,绝不牵连赵大牛。”
晚上,复仇团的党小组会开始了。由于三江事前跟几个人都谈过,酝酿过,所以小组会开得很顺利。三江本想首先作一番认真的检讨,但是他的话还没出口,五河就抢先发言。
“九哥要检讨,这不行。你有啥错误?错误是我犯的,一人作事一人当。队长没下命令,我就开枪,队长没让冲锋,我就冲锋,这是无组织无纪律。今天打埋伏,不是演习,不是凑着玩,是要真刀真枪地消灭敌人。我看见敌人进了埋伏线,枪机一动,就会撂倒一个,这分际上我是一个心眼,打了枪,犯了错。要是我作了检讨,对复仇团有好处,对消灭鬼子有好处,我可以检讨一天。要是给赵大牛磕个头,哪怕能多消灭一个鬼子,我可以给他磕十个,磕一百个……”
程富抢着说道:“五河,你这还是不通啊,检讨错误为啥要磕头?”
大金也发言了:“依我说,老五说到这个分寸,也算是日头从西边出来啦!宁折不弯的人居然认了错,说明三江有办法,复仇团有希望。”
三江肯定了五河的发言,还趁机检查了自己,对早晨这一仗,作了认真的分析,研究了必要的教训。经过仔细商量,订立了几条战斗纪律。
党小组会结束之后,虽然时间不早,但还是紧接着开了复仇团的全体会议。在会上,三江、五河都作了检讨,弄得赵大牛反倒不好意思,也对自己说话态度不好进行了自我批评。
会议结束了,大家都认为这次会开得好,搞好了团结,订立了纪律,胜利就有了保障。
五河从关帝庙出来,回到他的一间楼,啃了一块饼子,背起大枪就查岗哨去了。当他越过小河沟朝着金钟倒挂走去的时候,在河边上碰上了美子,她在那儿练习瞄准、刺杀。
“美子!”五河突然一叫,美子吓了一跳。“你在干什么?”
“什么都没干!”
“当面撒谎。好好练,明天调到我这个小组来,给他们拼个样看看。”
“让我跟你去犯无组织无纪律?”美子说着又端起了她那支心爱的大枪。
“你不必说我,我还没揭发你呢,你为啥挂了花不报告?也是个无组织无纪律的。”
“你为啥一口咬定我挂了花呢?”
五河朝美子笑了笑,走上山坡去了。美子在月光之下,端起大枪,又开始了她的练习。
敌人对山区的“扫荡”越来越频繁了,蟠龙山仍然是敌人最注意的目标,复仇团不能不在更大的范围内跟敌人周旋,报国队也必须担负起保卫蟠龙山的责任。复仇团打了两仗,缴获了十三支大枪,队员们全部武装起来之后还富余十支,大金在复仇团党小组会上就曾提出,把富余的枪支拨给报国队。三江认为,一切缴获要上缴,不能自己作主,他在向王新民汇报战斗的经验教训的时候,就请示了这个问题,王新民同意拨给报国队几支,但是复仇团也要保留几支,以免接收了新队员又是赤手空拳。因此,报国队增加了六支大枪,归复仇团保留的四支,也暂时借给报国队使用。报国队壮大起来了。
蟠龙山的人们,进一步动员起来,投入反“扫荡力。经过反复地动员和认真的安排,有些行动不便的人,转移到山外去了。大家劝四奶奶到黄花峪二姨家暂住几天,省得在家里跟着担惊受怕,可是四奶奶不愿意离开蟠龙山。
四奶奶不愿意到黄花峪去,倒不是因为故土难离,也不是怕家当丢光,而是由于她有这么一种想法:大难不死,再活一天都是白赚的,用不着担心死活:不论什么人,都应当八路军那样,在最困难的时候,最困难的地方坚持工作,不能困难一来拿腿就走,环境一好就回来享福。
可是这一天,四奶奶改变了主意,决定到黄花峪去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个大变化呢?是让为仁的几句话将出来的。为仁说:‘‘你到黄花峪打听打听老何家那个丫头,是个啥思想,要是个孱头货,倒不如干脆退了亲,省得耽误人家。”这两句话才把四奶奶说动了。四奶奶想,这到是一桩正经事,黄花峪离敌人据点试剑台不过一竿子远,见个八路军都不容易,谁知道兰花这个孩子是里手的还是外手的?为了弄清这个情况,她才决定走一趟黄花峪。
潘成贺老头子自报奋勇,要去送四奶奶。四奶奶本来用不着人送,可是她知道贺三爷有说有笑,一路上倒也开心,所以就同意了。这天下午,看看不会再有敌情,四奶奶收拾了一个小包,跟美子交代了几句话,就和潘成贺一起上了路。
潘成贺是东沟人,大排行是老三,人称贺三爷。他特别喜欢聊天,只要有人听,有烟抽,聊上半天也穷不了词儿。人们也喜欢听他讲,山南、海北,前七国、后五代,好像他没有不知道的事。他会唱小曲,会说书,会唱昆腔、梆子腔,会弹弦子会吹笛,鬼子进关之前,夏天一挂锄,人们就请他说书,讲古迹,他也乐得凑个热闹。
潘成贺从哪儿贩来这么多的杂货呢?这是有来历的。他小的时候,是蟠龙山最穷的一家,连针尖那么大的地方都没有,爸爸拉着他这儿借住两天,那儿借住三天,有了就吃,没了就算。潘成贺十七岁那年,爸爸死了,他还是个孩子,可是他有一个怪脾气,不会发愁,三天不吃饭也不会说个“饿”字;不愿低三下四,饿得头发昏也不肯向那个财主去求借。爸爸死后,他跟舅舅下关东了,在关东并没有更好的生路,伺候人的事他不干,作小买卖没本钱,只好到处讨饭吃。这种生活,使他养成了一个不愿受冤枉气、喜欢到处逛的性格。为了吃得饱一点,他学会了吹横笛,弹三弦,以后又学会了唱小曲,说书,唱戏。就这样他在关东混了二十来年,没攒下钱,没娶过亲。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,他忽然感到有点儿孤单,四海为家的生活好像不能再继续了,“家”,渐渐成了比较需要的东西,于是他又回到了蟠龙山。他在蟠龙山的东山沟开了点儿山坡地,压了一间草棚子,安了一个“家”,结束了他半辈子的流浪生活。过了二年,他跟一个海下逃荒的寡妇结了婚,一连生下两个孩子,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,老婆闹产后风死了。这以后,他就拉扯两个孩子,过着跟在关东跑码头完全两样的生活。可是,他那个开朗、梗直的性格并没有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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