蟠龙山的人们，为了即将对俘虏进行审讯而兴奋起来，尤其是青年小伙子们，东一趟，西一趟，进行着谁也没交给他们的准备工作。

大金本想请沙狄主审，沙狄不同意，他必须在蟠龙山以外的任何人面前隐蔽起来。又想请潘为礼主审，他岁数太些，压得住阵脚。潘为礼摇头摆手，说什么也不敢承当这个责任。后来，还是公推长武主审。长武心思细密，会讲《三国》，说话有条有理，不管哪一家子的事，爱替别人出主意。三江和大金当“陪审员”，一文一武，帮助长武，不致发生漏洞。

他们三个人，谁也没审过案。要论经验，倒是大金多一些，他曾见过一次“法官。”那还是八、九年前的事，蟠龙山的头号地主潘林辉的少爷羔子潘作周，调戏一个十五岁的小姑娘，姑娘虽小，论辈数还是潘作周的远房姑姑。这件事让大金碰到了，不由分说，打了潘作周一个满脸花。两天以后，黄崖口的警察把大金抓了去，“审讯”了一回，没容大金申辩，押了他三天，罚了他一袋白面。可惜，这点“经验”今天是使不上的。

晚上，审讯工作就在关帝庙开始了。

这个俘虏起初十分害怕，直打哆嗦，大概是怕三推两问拉出去枪毙吧！后来他看到审问的人，都是心平气和，不象要枪毙的意思，才秉住了心。审判宫问他关于敌人的活动情况，他担保说，知道什么说什么，反正放了之后，再也不能回黄崖口去了。但是他也说，当警防队的都是懵懵懂懂，关于鬼子的活动知道得非常有限。他只供述了这样一些情况：黄崖口有十六个鬼子，小队长叫田村；有三十八个警防队，现在剩了三十七个。田村今天到丰镇去开会，黄崖口的一半人马，护送他到试剑台，跟试剑台的鬼子小队长坂原一块儿坐汽车到丰镇去。听说，佐佐木是夜里通知的，让一清早就出发。他们这些人就是护送田村的，没想到来了十六个，回去十五个。除了这个情况，再多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。

大金对他的供词不满意，说他狡猾。窗外听审的人们也说他不老实。这个伪军吓得直鞠躬，起誓发愿地说：“日本人并不拿我们当心腹，啥事肯告诉我们？我朝关老爷起誓，要有一点儿隐瞒，碎尸万段。”

长武估量，再问也不会问出新情况，跟三江、大金交换了一下眼色，说道：“今天先问到这儿。鬼子不把你们当心腹。你就不能把鬼子当爹娘。只要你好好交代，政府会、宽大处理的。”俘虏鞠了个躬，被带了下去。于是审讯宣告结束。

对于审讯的结果，人们有各式各样的反映。听审的人们认为，从这个俘虏身上捞到的油水不多；五河对俘虏的供词、毫不在意，审问一结束就去找潘为仁，长武觉得，伪军虽说没供出多少情况，可是田村、坂原去丰镇开会的事，倒是值得注意；三江十分重视这个线索，他已经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到丰镇去探听一下。

三江找到沙狄，把伪军的口供向沙狄作了介绍，然后说道：“丰镇这个会，是佐佐木夜里通知的，田村、坂原一清早就出发，这里，一定有点儿鬼胎，我想到丰镇去探听一下，你看行不行啊？”

沙狄考虑了一会儿说道：“是的，敌人要干什么，我们还没法判断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敌人总是要想法对付我们。去丰镇探听情况，有些问题不好解决。第一，你是蟠龙山人，‘良民证”都烧啦；第二，丰镇你没有象样的关系人，去了投奔谁？第三，越是重要的会，敌人封锁越严，能够探听到什么消息呢？”

这些困难，三江不是没考虑过，他认为，困难，只是考虑问题的一个方面，最重要的是有没有需要。三江表示了这样一个意见：“如果有需要，困难总是可以克服的。”

沙狄从三江的话里，引起了特殊的兴趣，他的兴趣倒不在于去丰镇能不能有所收获，而是更想了解三江到底是怎样从“棉花，变成“炸药”的。他向三江直接了当地提出一连串的问题：小时候是怎样熬过来的？父亲牺牲之后，是怎样接过父亲的枪的？

三江从来不愿意讲这些过去的事，连他父亲的牺牲都不曾轻易提起。在沙狄催问之下，又不好避而不答，他笑了笑说道：“我们刚审问完了俘虏，你就来审问我呢！”

“你比俘虏还难审问，一提起过去，你就岔开，今天非要你供出来不可。”

三江无可奈何地讲出了下面的故事：三江小的时候，家里穷得横垄竖沟都没有，只靠父亲租种潘林辉的六亩薄沙地，这六亩地在飞鹰岭的下坡，好年景也是三分灾。父亲累得折断了腰，可是打下的一点点粮食，大部分都进了潘林辉的粮仓。三江七岁那年，从清明到立秋没下过一场透雨，秋收的时候，只捞了两把柒草，可是地租一粒不能少交。父亲不得不抛下三江娘俩个到东北去谋生。父亲对东北抱着很大希望，那里地广人稀，开荒种地，拾柴砍树，容易糊口。万一翻过梢来，就可以把三江娘儿俩接到东北去，离开这个倒霉的蟠龙山。这些话，三江并不记得，是后来听母亲说的。三江十六岁那年，父亲回来了，不是翻了梢回来接家眷，是逃难逃回关里的。父亲的样子象个犯人，那时已经秋凉了，可是他还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，脸上蒙着一层洗不净的关东沙土。父亲说，原以为关外是天堂，谁知道，对穷人照样是地狱。鬼子占了东三省，穷人就更没有活路了，只好回到关里来。父亲回来之后，本想豁出把骨头磨碎，也要把家业搞得象点样子，吃得上饭，换得起季。但是骨头从哪点磨起呢？别的办法是没有的，只好托人央求，又当了潘林辉的佃户。

多少年的折磨，父亲的心里总有一个疙疸解不开，为什么天下有一万条路，没有一条是穷人可以走得通的呢？他自己没法回答这个问题。一九三八年的春天，来了一位孟同志，跟父亲交上了朋友，从此，父亲才看清了穷人仅有的一条出路。七月的一天，父亲嘱咐母亲和三江说：“天下有一万条路，穷人只能走一条，那就是革命。我要跟老孟去，如果有一天我再回来，就不是从关东回来那个样子啦。”父亲没把母亲说通，直讲了两个晚上，母亲才不说行、也不说不行，横下一条心让他去了。父亲并没说去干什么，可是三江明白，他是参加农民抗日大暴动去了。三江心想：“父亲还是把自己当成小孩子，要不，为什么不带着自己一块儿走呢？”

父亲走后，三江决定也去参加抗日队伍，差不多只用一句话就说服了母亲。

十月，抗日的农民武装，往西开过去，准备到平西进行训练、整编，到了九华山一带，受到敌人截击，很多人牺牲了。从那一仗以后，三江的父亲和刚二叔都没有音信，后来证实，他们牺牲了，蟠龙山的人一共牺牲了六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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