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菊不是真元的亲姐姐，香菊的妈妈很早就死去了，赵支书又娶了真元的妈妈。真元妈妈带来了真元的哥哥，这个哥哥就是当了兵的哥哥。我和真元在一起玩，我们家里是反对的，因为我们家和真元家不是一派。我们家是造反派。哥哥是民兵营长，革委会主任。他主张把赵支书革命。他说赵支书是走资派，理应是革命对象。哥哥是当时最有权威的人，他主张和赵支书划清界限。我记忆中的哥哥是旗帜鲜明的人。他没有跟父亲去城市，自己甘愿在农村大有作为。哥哥是高中生，是回乡知情。他和老支书怎么闹别扭是因为老支书劝哥哥去父亲的单位上班，哥哥就说老支书思想反动，发动群众把老支书给造反了。

可是，老支书是抗战老兵，又是公社委员，哥哥的造反没有撼动老支书的地位。老支书还是大队支书，哥哥成了大队革委会主任。那时候的革委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委会主任。所以，哥哥是名副其实的当权派。老支书虽然是支书，但是已经没有权力了。没有把他批斗已经是万幸的了。

原来，哥哥和香菊是很要好的朋友，香菊没事的时候总爱到我们家来玩。她喜欢和哥哥谈论文学。他们喜欢的书我还记得是《牛虻》，还有《忏悔录》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《红与黑》，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子夜》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等等，这些书籍都是香菊从公社拿来的。哥哥很爱看这些书籍。我还记得哥哥喜欢写诗，我的一个日记本上，写得都是诗歌。那些诗歌非常有激情。因为和老支书闹矛盾，香菊不再到我们家玩了。我发现哥哥那些天很郁闷。他一个人到杏林里吹笛子。那笛子的声音很凄婉。看着小河流水，哥哥的眼泪流出来了。他那国字脸上，浓郁的黑眉拧成一个疙瘩。

从此不见了香菊姐姐，我还是很想香菊姐姐的。可是香菊姐姐在没有到我们家里来了。我记得她和哥哥大吵一场，她是哭着离开了我们家。我似乎记得妈妈支持哥哥。妈妈典型的造反派。她是支持哥哥回乡的，当时她和爸爸还吵起来。我发现他们吵的很厉害。爸爸说妈妈不可理喻。爸爸是地质队的队长。他希望哥哥能够接自己的班。爸爸的希望落了空，哥哥没有成为一个地质队员，我成了爸爸想的希望，爸爸和妈妈打别，把我从那个小村子里接了出来，让我到他们的地质队去了。

离开村子，是我非常遗憾的事情。但是，每到放假的时候，我还能回到自己的伙伴那里。和他们一起去田野里淘气。我回去的时候，还见到过香菊姐姐。那时候她依旧那么美丽，她还没有结婚，哥哥也没有结婚，但是他们两个互相不来往了。

我和真元的友谊依旧存在着，回去就立即去找真元。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真元的样子。真元胖乎乎的，和我一样是小学学生。真元和大家不一样，他喜欢学习，不喜欢到野地里去。他在家里看书。他家的书很多，我们在一起就看书。这些书都是香菊带来的，村里很少见到。公社有文化馆，公社里文化馆里有很多书籍。香菊从那里拿来这些书籍，真元就看。我们看到有《一千零一夜》《伊索寓言》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《海底世界》，我最爱看的是《太阳照到桑干河上》《小二黑结婚》《李有才板话》《暴风骤雨》《艳阳天》。这些作品我看了又看，百看不厌。真元也喜欢写作文，我们班里老师念的都是真元的作文。

我们下学后就到我家的屋后写作业，家里有一个小桌子，这个小桌子是母亲做的。母亲是一个子很高，力气很大的妇女，那时候母亲在生产队里是妇女队长，带着一群妇女和男人们比劳动竞赛。结果妇女们得了奖励。她和哥哥的观点非常相似。她对我们说：“我们老李家祖辈是贫农，我们是被剥削阶级，和老赵家不一样。老赵家是封建官僚阶级，和我们不共戴天。我们不能和赵家来往。赵家人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我印象中的母亲是村里的强硬派，对人从不说出原谅的话来。母亲在村里威信很高，和真元的母亲不一样。真元的母亲的名气本来就不好，她带着真元的哥哥来到赵家。她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了，大家都说她作风不正派，文革开始的时候，被大家抓起来游街，脖子上还挂着一只破鞋。她到哪里，哪里都和她作对。人家说她原来的丈夫是国民党军官，是一个顽固分子。被政府镇压了，她无奈回到了赵李村，和老支书结婚了。我们叫她老化。她姓化，人长得很漂亮。她来到这个村子里，就住在了支书家，和支书结婚。后来就生下了真元。

真元完全没有男孩子的气质，他非常文静，坐在一个地方一动也不动。看大本书，也看小人书。所以你很难看出真元是个男孩子，许多女孩子喜欢和真元在一起。她们喜欢真元的文静，同时也喜欢真元的知识。真元和她们在一起就讲自己看到的故事。真元很爱自己的姐姐，对姐姐又很崇拜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喜欢说自己姐姐的故事。姐姐是公社最好看的女孩，大家都喜欢香菊姐姐。

老赵家的房子很大，里边又有很多古代的画。画上画的是什么，我们都不知道。这个村子的人都没有真元家的房子大。来到他家，才知道他家里有磨坊。大院子里有石磨，还有花圃。这是大家感到吃惊的地方。花圃里种的是韭菜，绿油油的叶子很好看。我们喜欢看他家的韭菜，也喜欢到我们家看银杏树。

大先生死的那一年大家觉得事情特别多，大先生是死在自己的家里。他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材，自己提前躺到了棺材里，大先生在夜里死去了，到了白天，人们看不到大先生，才知道他自己为自己准备好了后事。我们都去为大先生送葬，大家知道没有人为大先生选墓地，我们看到大家在大先生的妻子幕旁为他挖了墓坑，为大先生埋个坟头。大先生的死亡充满神秘性。大先生没有儿子，也没有自己的亲戚，他一个人生活着，在自己最后的时刻，他自己躺到了棺材里，穿上了自己的秀才服装，戴上了自己的红缨帽子，他无声无息地死去了。我记得是哥哥让村里人用大队的马车拉着他到了墓地。那时候的墓地是公墓，大家死后埋在一起。大先生也被埋在了公墓里。大先生的死大家只当是一种活动。埋他的人每人开了五十分的工分。大家埋了他就回到了自己家里。没有人管饭。这也许是一种失落。我现在还记得大先生的样子，瘦骨嶙峋的身材，高高崛起的山羊胡子，漂泊不定的眼神。走在灰渣路上，挪动着碎小的步伐。他冬天喜欢穿一个有很多补丁的大衫，夏天喜欢穿着他那个打着很多补丁的白褂子，上边有七个扣子，那扣子似乎很有讲究，据说着些扣子是他的妻子做的。大先生的衣服很久，也是很干净。

大先生见了我们，总是笑着对我们说：“人之处性本善。”他总想让我们背诵三字经和千字文。但是我们说那是封建社会的毒瘤。大先生听了很悲哀的样子。他的老眼就会流出浑浊的眼泪来。大先生会摇课，谁家的东西丢了，都去找大先生摇课，结果很灵验，大部分都找到了。大先生快死的那一年，看到我，对我说：“二娃，我教给你摇课吧。”我摇了摇头说；“你那是封建迷信，我才不学呢。”大先生不高兴了，他说他不喜欢我了，不让我去他的家玩了。我从此也不敢去大先生家去了。我看着我的小同伴到大先生家，我很羡慕，但是自己却没有了勇气去，害怕大先生要我学摇课。大先生最后把这个手艺教给那位，我确实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会把这个手艺传下去。我很可惜没有和他学，到现在还觉得亏欠了这个神秘的老人。

大先生是我们村里的智者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去了大先生，赵李村似乎失去了平衡，村里两派随即热闹起来了。赵姓和李姓两家势不两立，大家都认为自己的革命派，对方是保守派。赵姓以大娃为中心，李姓以我哥哥为中心。在李姓街道里，写着打到赵家王朝的标语，到了西街，我们可以看到写着打到哥哥的标语，那些标语，写着名字的都是倒着写，而且都是用红杠杠打了叉的。东村和西村的火药味非常浓。

我们确实看到了大家游行示威，我们也跟着大家一起游行示威，大家知道中国出了个卖国贼。大家非常兴奋，墩雪人又有题材了。全国都在激动和浮躁着，赵李村也不例外。大家都说对方是卖国贼一方的。他们不能相见，如果相见了，大家都会怒目而视。没有一点缓和的余地。

赵村可以离开李村，因为村子里的出路就在西边，东边是大堤，东边没有出路。大堤是非常高的，出行很不方便。为了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东村人开始动员修大马路。但是东村东边是一个很深的大坑，这个大坑是多年以前的大坑，虽然经过努力，但是还是没有见效果。东村人不得已还得从西村过。这让西村人很得意。他们见了东村人，自然有很优越的感觉。

大先生原来是连接大家的纽带，没有了大先生，这个纽带就没有了。大家再也没有和解的意思。我知道我们家是最坚强的革命派。哥哥是大队革委会主任，民兵营长，所以更有号召力。自从分了两派，自然有很多反对对方的人。他们认为对方的一切都是错误的。

这一年，真元的哥哥复员回家了。他带着自己的军装，回到了自己的家乡。他回到村里，立即被东村人选为大队干部，公社也支持他当大队支书。他代替了自己的父亲，当上了大队支书。他似乎要和哥哥缓和关系。他对哥哥说：“村里太穷，要想办法让村里富起来，要搞集体经济。”哥哥反对：“这个思想要不得，这是资本主义思维，也是封建主义抬头了。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。不能走邪路。”丰元不同意哥哥的观点，他对哥哥说：“集体经济也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部分，怎么能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呢？社会主义是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不是让我们的老百姓受穷的啊。”哥哥坚决不同意，可西村人支持丰元的意见，他们生产小队开始搞活经济了。他们生产队有了自己的副业，那一年年底，西村人分红，家家都有大肉吃，家家都穿新衣服。西村人家家都骑上了自行车。这是让哥哥不能容忍的。他说丰元是资本主义复辟。

一年一度的社戏开始了，西村人有钱，自然要把社戏办得大些，办得好些。公社的革委会也支持丰元这么做。哥哥非常生气，但是东村很穷，和西村无法相比。大家只有生闷气。有人和哥哥商量，是不是也搞一个集体经济。东村有传统的做麻糖的工艺，是不是把这个手艺拾起来，把村子也搞富起来，哥哥怎么也不同意。

西村人的生产队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拖拉机，我们去看稀罕，被哥哥叫了过来：“不能和资本主义的孝子贤孙在一起。那样我们会犯错误的。”丰元开着拖拉机给东村人耕地，哥哥反对，对他说：“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不敢沾边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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