渐渐的，司马牧把我的住处当作是他与哥们活动的场所，不管什么时候回去家里都有人。有时甚至有连面也没见过的男人裹着毯子在睡觉，一问是谁，就随便说了个名子连招呼也不打，也不道歉，又继续倒头睡。后来，我向司马牧抗议，司马牧道歉说，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，这是我和司徒敏慧的房间，答应不让其他人进来。但不到一个礼拜，又有不认识的一些人轮流到我住的地方来。
我还被他们差遣去买可乐，偶尔还得帮忙他们叫外卖。
认识司马牧是学校因反战抗议活动被警方封锁、不知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授课的时候。学生们失去了活动场所，被莫名的兴奋所驱使，开始聚集在大门前四处开讨论集会。我也置身于这时代的洪流中。而正忙着分发传单的司马牧坐在我身边来。
“有烟吗？”被这么一问，我从皮包中取出希尔顿牌香烟。正想用火柴替他点火时，司马牧说不用这么客气，把火柴拿过去自己点火。我把香烟递过去，他把火柴丢过来，动作很粗鲁，是那种很爽快的男人。
集会一直进行到天色黑起来。在不安的空气中，警方机动队好几台装甲车，在学校正门前并排停着。
学生喊着警察滚回去的口号，反战歌声此起彼落。
司马牧在封锁的黑暗中消失了一会儿，但没多久又回来，问我愿意和他出去走走。
“陪你去哪儿呢？”
他轻轻拍了拍牛仔裤后面的口袋，“我赚了些钱，到哪儿去慢慢聊天好吗？”
“什么？这种时候到外面去？”
司马牧笑出声来，“我们又不会因为罢课就进监狱”这话说了也等于没说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在车站里面脏兮兮的居酒屋喝到很晚。那家店就是那种只要一叫酒，模样老老的店主就会拿出肮脏的杯子，倒满了便宜的酒水的地方。
司马牧不怎么喝酒，而光顾着吃下酒小菜，并且着了魔似的喋喋不休谈反战活动，告诉我为什么会弄到学校被封锁的处境。我有的地方可以理解，但有些地方完全不能了解。当我说我也参加过一次反战示威时，他就开始吹嘘自己在示威活动中身陷摧泪瓦斯之中的英勇斗争事迹。
我好几次发问，他也都很热心、很有耐性地回答。其间他也以相同的热情赞美我，说真不相信在那样迂腐的学校里，也会有我这么有魅力的女生这种客套话。
我也曾想，这就是所谓的混合着恋情的抗争活动吧。但是，倒不觉得不愉快。并不只是司马牧，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们，在女生面前，以相同方式用嘴巴讨好女孩子是常有的事。原本学生运动和钓女生之间就没什么太大差别。
出了店，在没什么行人的后巷中，司马牧突然把我拉到电线杆的阴影里。他说真不可思议，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我不但不觉得不愉快，反而沉醉了。
过没多久，司马牧开始叫我“敏慧。”两人会带着洗用具去澡堂，也有过当他进药房买保险套时，我躲在较远的地方，一颗心扑通地跳着等他的时候。除了司马牧那一伙儿常进出我的住处之外，在当时，我们就像是那个时代、那个城市再普通不过的一对恋人了。
虽然司马牧认为任何带有家庭温情的一切行为都没有意义，也不喜欢，但对我亲手下厨做的东西却吃得津津有味。我一在厨房开始洗涤工作，他就会叼着一根烟。将洗好的内衣晾在窗户边。然后一边唠叨说家庭是万恶的根源。我一指出他的矛盾，他就像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。我很喜欢那样的司马牧。
所以当司马牧被捕时，我受到颇大的惊吓。那天，他出门参加阻止日本首相访美的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后就一去不回。
一位常常跟着司马牧进出我住处的男学生告诉我他发生的意外。我听说他受了伤就很想去看他，但是被劝阻了。理由是被捕的司马牧正在使用沉默权，如果这时有女人出面的话，事情会变得很难缠。
我被告知说他最多被关个四天三夜就会放出来，没想到真的一点儿不差。四天后司马牧被释放。先是不知在那里藏身，没过多久后再回到我身边。
司马牧租住的公寓房东知道他是反战活动的活跃分子后，要求他立刻搬走。司马牧说我是M国公民，这是无理的要求而没有理会。但是，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栖身，所以从公寓把一些破旧的日用品搬出来放到我那里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就一起生活了起来。
被捕时候司马牧的左脚挨了机动队警察狠打一顿，因为没有好好治疗，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。经检查，脚骨头出现了裂痕，司马牧必须住院治疗。但是他在入学时和父母弄得不愉快，没有申请健保卡，所以我只有在学校附近的空地捡来细长的木板，将他的脚固定起来。
原本是遇到一般困难眉头都不皱一下的男人，大概在拘留所经历了相当可怕的一夜，他变了，说想远离斗争活动一阵子好好思考，话也变得不多了。长期身体没有好好调养，他的身体好像巳搞坏了。看着他那个样子，我也渐渐觉得不做些什么是不行的。
当时，认识我的人当中，有人以为我是司马牧所属集体的一分子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充其量我只不过是激进分子的恋人罢了。对我来说，反战的概念只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。现在想起来，不管示威或是封锁、集会，都像是一种庆典，只不过是为了一尝反日常生活的手段。
因此，我没办法用什么理想来鼓励自己，也不想这么做，更没有勇气身先士卒地献身于示威的行列、置身于警察机动队的追捕中。但尽管如此，我却喜欢置身于好像永无休止的庆典中，在庆典中傍徨不定，胡乱地品尝庙会的滋味。
正因为如此，司马牧的存在是必要的。而司马牧现在正需要我……这么一想，我就没由来的被一种悲怆的感觉所淹没。
我从在居住纽约的父母那儿得到的生活费本来就不算多，怎么样都不够两人的开销，何况我接济了司马牧和他的一伙死党一段时间，连父母寄来的学费都用上了，不得不赶紧想别的办法填补。
必须要嫌些钱，而且是迫在眉睫。
我一开始是有什么工作就先接下来。在超级市场卖罐头、在公园卖小玩具，这些短时间的工作还真做了不少呢。但是都是工作个三天或是一个星期，实在也赚不到几个钱。
司马牧心情不好的时候越来越多。我也因为有太多的琐事而心烦气躁。为了生存下去，当然没有法子产生那种夫妇间的稳定以及情爱。何况我们都太年轻了，只不过是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现实和在脑中所幻想的理想之间，极大的反差让我们感到不安而相互依赖。总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只不过如此而已。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听说有一位副教授私底下在找打零工的学生。提供这一信息的是和我同一所大学、在学生会工作的职员。
这位职员名为田春美，和我是祖居的同乡，碰巧又是我高中的学姊。新生入学时，我到学生会订购书籍时田春美招呼我，从闲聊中知道我是同乡，从此两人就变得很亲近。
春美虽然算不上肥胖，但相当结实，怎么看都比我大上一号。沿着粗颈项而披下来的头发，引发人对“狮子头”的联想。我想她大概比我大五岁吧。她在洛杉矶经营公司的父亲很吃得开，好像父母希望她从天主教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，就留在双亲身旁，好好实习等着出嫁。但是她的梦想是到纽约一个人生活，所以和双亲大吵一架以后奔出家门，一个人出外找工作自立更生。对我来说，她是那种能够独立、很有生命力的女性。
那天，偶尔通过学生会办公室前面时，田春美叫住我。我就和她闲聊起来。
我一说想找一份报酬好一点的工作时，“那正好”田春美说着两手一拍，“我弟弟是S大学的学生，听说他的老师正在找一位优秀的学生帮忙。他昨天刚好从学校宿舍回家途中到我这儿来，听他提到这回事。怎么样，想不想试试看？”
S大在当时是少数没有校园抗争的大学，学生都是家境富裕的孩子，校园气氛很平和。许多学生开着爸妈买来的车子，每天和女生打网球、约会的学生也不少，所以在外传言不错。
“是什么性质的工作呢？”我问。
“我也不清楚。那人好像是文学院的副教授，所以可能是翻译方面的工作吧？我想一定是。”
“要是那样的话，你弟弟去做也可以呀。”
“我弟弟到处打工，已经忙得很了。”田春美这么说，脸上挂着恶作剧的笑，“第一，我弟弟不行，因为那位教授希望找女生。这是什么道理呢？这位老师搞不好心存不良呢？要是真这样的话，不向你推荐可能会比较好。”
“不会吧。”我笑着，“问题是薪水的多少，和雇主的品性没什么关系。对某些人来说，我还不是那种品性低下、过着荒唐生活的人吗？”
“要不要我仔细打听一下呢？”田春美这样说，我就索性点头说麻烦你了。虽说如此，我根本并没有抱太大期望，因为只不过是助手的工作，对方到底是不会出太高的薪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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